邵风华：青海无人区（节选）

父亲给医生下跪的时候，我就站在他的身边。他跪了下去，看样子就要去抱那个医生的大腿。而那个医生像跨栏运动员一样，敏捷地把腿跨到了旁边，让他抱了个空。父亲的眼泪随即涔涔而下。还好他没有哭出声。那样会让我更加尴尬。

我了解父亲，了解他与母亲之间的那种情感。他们是在高中的时候恋爱的，没人相信她会喜欢他。那时候我父亲其貌不扬，又矮又丑，而我母亲却是学校里数得上的美人。何况，父亲还是几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，贫困的家庭生活让他在高中时代就出现了白发。但是，他们还是恋爱了。事情总是会出乎人们意料。是真的。你甚至很难想象他们有多么恩爱。在他们共同生活期间，我母亲每天晚上为我父亲洗脚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父亲通过一个远房表亲的关系来到了胜利油田，在一个偏僻的采油站看护油井，每周要在站上住三个晚上。其余的时间，他可以在离采油站不远的小镇上闲逛。很快，我母亲从老家赶了过来，她不放心我父亲一个人在外面生活。他们在镇上租了一户农民的院子。我母亲拽着我父亲一起，在院子里的空地上种起了各种蔬菜。我想，她的做法是对的，她比我父亲的生活能力强一千零一倍。

当然，我的出生是几年之后的事情。他们刚刚到小镇生活的时候，甚至还没有结婚。对于他们俩来说，房子的租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于是，我母亲开始筹划着增加家庭收入。他们去集市上收购花生，回到家把壳剥掉之后，一半水煮，一半油炸，做成两样小菜。他们又买了不少萝卜、雪里蕻之类的东西，腌在院墙下的一排坛坛罐罐里。我们德州人都会腌咸菜。但主要是母亲的手艺好，父亲只是那个干粗活和品尝咸菜口味的人。然后，当我父亲去上班的时候，我母亲就推着一辆经过改装的小货车去镇上出售他们的小菜。他们的感情不是没有来由的。

我的到来让他们更加忙碌和辛苦，这是不消说的，当然更多的是甜蜜和快乐。我父亲没事儿的时候，他们两人会站在院子里，将我抛来抛去，像篮球一样传给对方。好像从来也不担心我会掉在地上。有件事不得不提，那就是在刚满周岁后的一天，我从母亲的针线筐里拿起了一枚顶针。我把它攥在手心里把玩了一会儿，又把它套在拇指上，最后，我把它放进嘴里吞了下去。

我当然不可能把它吞咽下去，它的形状太怪了，我的嗓子眼又小。所以，它就卡在那里了。我母亲一只手摇着她自制的摇篮，一只手在忙着别的活计。她是过了一会儿才发现的。她忽然听不到我的动静了，侧头一看，我的脸已经憋成了紫色。那是最最恐怖的一幕。后来，一说起这个她就拍打胸口。从来没有一次没拍过。

镇上的赤脚医生束手无策，油田基地又远在五十公里以外。我父亲想骑自行车载我去那边的医院，被我母亲哭着拦下了，她觉得那样的话我一定会在半路上死去。最终，是房东大娘把我从鬼门关拎回来的。那个精瘦的女人把她细长的手指伸进我的嗓子眼，把那枚顶针抠了出来。从那以后，房东大娘对我们家更友善了，甚至永久免去了我父母的房租。她觉得，我已经成了她的半个孩子——我的命，有一半是她给的。在往后的岁月里，房东大娘一直对我关爱有加。

当然，我们不可能在她家永久居留下去。我父亲由于工作出色，又赶上了油田招工的机会，从一名农民轮换工转成了正式工。我们的家也搬到了小镇边缘的职工家属区。

不久之后，他得到一个去石油学校进修的名额，毕业后可以拿到中专文凭。我父亲自然是非常兴奋。我母亲则可以用欢天喜地来形容了。她一直希望我父亲在事业上有所进步，可以向她的娘家人证明她的选择是多么正确。我父亲外出读书，需要两年时间，只能在周末和假期回家。我还小，刚刚进镇上的幼儿园。因此，母亲的担子更重了。这时候，她早已不再卖咸菜了，她买了一台榨油机，开了一个榨香油的小作坊。

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母亲雇了从前的房东大娘做帮手。她们一起看护我，给了我一个分外幸福的童年。那是我此生最欢快的时光。我觉得我有两位母亲，并因此自豪无比。

父亲毕业的时候，我已经读小学一年级了。由于成绩优异，他被选进了一个模范钻井队，那是整个油田最顶尖的技术队伍之一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出差的机会大大增加了。而钻井队去的地方大都比较荒凉。通常都只有我和我母亲待在家里，我们互相提醒着，用铅笔一天天划着日历，等待着父亲归来。

一年又一年，父亲出差的地方越来越远。我觉得他就像一个风筝，快要把线给挣断了。在我上四年级那年，父亲攒钱买了一架海鸥相机。我和母亲都希望他能把他去过的地方拍下来，让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他所经历的一切。那样，就仿佛我们一家人从未分离。

也是在那一年，房东大娘病倒了。母亲经常过去看她。她只有一个女儿，嫁到了外地，生活过得不好。她的男人也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。他喝多了酒，夜里爬到屋顶上去乘凉，失足摔了下来。我有时放学之后，会直接去大娘家，这样我母亲就不用急着回家给我做饭了。如果在大娘家待晚了，我母亲就一个人回去，留下我给大娘做伴。大娘经常偷偷给我塞点儿零钱，让我去买我喜欢的小人书。她不让我告诉母亲。

父亲的照片寄回得并不及时。后来，他们的队伍去了青海的无人区。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，除了钻井队，见不着别的人。我的父亲疯狂地爱上了摄影。他站在无人区的戈壁上，把镜头对准那些形态各异的石头。他也会趴在地上，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研究那些石头的纹理。在那里，他发现了新的宇宙。

父亲给我们寄回来一张张石头照片。我跟我的同学说，无人区到处都是石头，石头把人们挤得无法生存，所以就成了无人区。

那些照片是父亲自己冲洗出来的。他得到许可，在队上的一间小仓库里弄了个暗房。他同时担负起给队上的生产活动拍照的任务。他对这项任务毫无怨言：他可以用公款买的胶卷拍自己想要拍的一切。那些石头，石头缝隙里红色的叫不上名字的植物，它们只生长在无人区。

是不是真的因为有了那些石头，才成了无人区，我的母亲和我一样毫不知情。她只有摇头。她的白头发越来越多。我已经读初中一年级了。我们开了地理课，刚发下课本，我就把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。我很难过，我没有找到青海的那片无人区。

在孤岛镇上，似乎所有人都知道我父亲去了无人区。人们都对那里感到好奇。也许有人好奇的是为什么我父亲去了那里之后就没有回来过。其实，他回来过一次。是在一个夜里。那时候是秋天，我们家院子里的一棵黄栌正红得像火。但他第二天早上就走了，匆匆忙忙的。他背走了几件棉衣。其实根本用不上。他们每年都会发放新的棉衣，就是那种蓝色的用缝纫机缝着一溜溜竖纹的衣服。

我很想去看看我的父亲。放寒假的时候，我悄悄策划了一次无人区之行。与我的一位同学。我们的计划是先搭乘油田的班车去东营，再去火车站扒上那辆回山西的运煤火车。我们觉得到了山西就离青海不远了。我手里有在母亲的油坊干活攒下的“工钱”。实在不行，我还可以去房东大娘那里借。她一定会借给我的，也一定不会将消息透露给我的母亲。可到了我们约定的日子，那位同学竟然失信了。当最后一趟班车离开孤岛镇，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停车点哭了起来。

我不敢一个人出门。我害怕夜晚；那未知的远方，也让我既向往又担心。

在我初三那年，我的父亲回来待了半年。他的身体出了一点儿状况，队里让他回来休养。我每天黏着父亲，让他讲无人区的故事，讲那些石头的故事，它们是为什么出现在那里的，是不是它们真的把人们挤走了。父亲带回来三块无人区的石头，有两块是黑色的，与他寄回来的照片不同。我母亲把它们擦拭得锃亮，宝贝一样供在我们家的案几上。它们看起来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。

一个周日，父亲带我们全家去了基地。人们习惯上称那里为西城。我们去吃了火锅。在商业大厦，父亲看上了一条连衣裙，说母亲穿上肯定好看。而母亲觉得在镇上恐怕穿不出门。但她拗不过父亲。我们还去看了一场电影。“那是非常美好的一天。”

到了秋天，父亲又走了。这次是去了宁夏的某个地方。但我宁愿他去青海的无人区。我已经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：青海李皮蓬。我还写了好几篇无人区的故事，它们都发表在南京的一份叫《春笋》的报纸上。故事都是我和母亲晚上聊天时编出来的。

在我高一那年，母亲患上了癌症。父亲已经调回基地，他说他再也不会出差了。在母亲剩下的日子里，我们一家人再也不用分开。

我母亲又活了两年。她希望看到我高考。她说话算话，向来如此。我考上了四川的一所地质学院。不算是个好学校，但我尽力了。我在考场上还担心母亲会不会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突然死去。然后母亲就死了。淹留在这个世上的最后的日子里，我相信，她一定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。我父亲比我更害怕她死去。他老想去医生的办公室里下跪。

但母亲还是死了，父亲因此成了一个诗人。

他不再拍照片。他的海鸥相机过时了。

他买了不少诗集来读，还拜了一个老师。他做什么事都很认真。他不停地给母亲写诗。还给我写了一首，以祝贺我大学毕业。

在我母亲去世一周年那天晚上，父亲给我打来电话。他要我给母亲写一封信，说说我在大学里的情况。父亲的提议让我愣了半个晚上。“通过母亲，我爱这世上美好的一切。”我在日记上写下这句话，就睡觉了。

其实，我内心之中是抵触的，我想拒绝他。可是，我真的想念母亲了。晚上，我没吃饭就跑到图书室占了一个座位。这是人最少的时候。我在脑海中回忆着母亲的容颜。这很简单，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梦见她一次。我希望她能在梦里对我说点儿什么，可她从来没有开过口。好吧，就让我来对她说点儿什么吧。

“亲爱的妈妈，我已经读了一年大学了，”我停笔，喝了一口水，“成都是个不错的地方，我很喜欢这里。它和家乡如此不同。周末，我经常一个人去学校附近的公园里转转，坐在一棵巨大的香樟树下看书，或者看着湖水发呆。上个周末，我去了杜甫草堂。在我小时候，你让我背了很多他的诗。他差不多算是我最喜欢的一位诗人了。我看到了他的一座塑像，如果他再胖点儿，简直和我父亲相差无几。”

这时候，我发觉我的眼里已经蕴满了泪水：“妈妈，我现在是在图书室里给你写信，过一会儿，这里将会人满为患。有好多人是成双成对来的，不过，现在还没有女生喜欢我。但我不着急。我经常坐在西南角这张桌子旁，从这里可以看到窗外的池塘和旁边的几棵悬铃木。你知道吗，悬铃木就是我们那里所说的法国梧桐。其实，这种树一天也没在法国待过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它还叫悬铃木。我喜欢这个名字，我决定今后就叫它悬铃木了。”

想了想，我觉得还应该为父亲说上几句：“妈妈，你不用担心我们，爸爸现在也挺好的。他喜欢上了写诗，他给你写了很多诗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念给你听。我觉得他写得很不错，他已经是一个诗人了。”第二天，我把信投进学校小邮局的绿色邮筒里。

过了几天，父亲打来电话夸我。他觉得我的写作水平又提高了。他说妈妈看了我的信一定会非常高兴。他已经在她的墓前把信烧给了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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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文为节选，完整作品请阅读《人民文学》2023年03期）